山雨欲来风满楼”，“黑云压城城欲摧”。这是40年前判断外部局势时常说的两句话。“要准备打仗”，是那时的指导思想。本来，1954年日内瓦会议以后，中国的安全环境已经得到了根本改善。在东北和西北边疆，由于有中苏同盟的保障，中国几乎没有任何安全方面的压力。为什么到60年代中期，中国的安全环境迅速恶化？……
北京大学国际关系学院教授牛军，详细回顾了40年前中国面临的外部压力。他说，当时中国南北边境同时面临着紧张局面。
那时，在南部边境之外，越南战争正在不断升级。1964年8月突然爆发“北部湾事件”，美舰侵入越南北方领海被击退，美军随即开始轰炸越南北方境内的目标。中国领导人开始作出反应。8月5日，就在美空军开始轰炸越南北方境内目标的当天，人民解放军总参谋部即命令有关部队和军兵种进入战备状态。在8月中旬召开的中共中央书记处会议上，毛泽东一再强调，要抓紧时间准备应付侵略战争。
1965年4月12日，中共中央召开政治局扩大会议，讨论通过了《中共中央关于加强备战工作的指示》，认为美国在越南扩大战争“严重威胁了”中国的安全，“要准备对付美帝把战火引到中国”，“对小打、中打以至大打，都要有所准备”。
中国领导人利用外交途径，向美国转达中国对美国在越南扩大战争的严重关切，阐明中国政策的底线：一、中国不会主动挑起对美国的战争。二、中国人说话是算数的。三、中国已经做了准备。周恩来还对何谓美国对中国开战做了明确的定义，即美国即使只是对中国进行空中战争，也将被视为对中国开战。
美方了解中国的立场后，通过外交渠道向中国政府表明，美国无意与中国发生军事冲突，不会逾越中国政府宣布的“底线”。
在中国政府控制与美国之间的危机升级的同时，中苏关系因为边界纠纷而急剧紧张，并于1969年3月在珍宝岛地区爆发了流血的军事冲突。从1960年8月苏联在中国新疆博孜艾格尔山口附近挑起第一次边界事件起，中苏边境地区便无安宁之日。1963年7月间，苏联与蒙古人民共和国签订《关于苏联帮助蒙古加强南部边界防务》的协定，苏军开始进驻蒙古，目的显然是要加强对中国的军事压力。
1964年2月～8月，中苏两国在北京举行边界谈判，未能达成任何协议或谅解。中苏边界谈判结束后，苏联决定向中苏边境地区增兵，致使双方存在争议的边界地段逐步发展为引起军事冲突的热点。苏联的军事部署引起中国领导人的严重关注。
1966年1月苏蒙签订带有军事同盟性质的友好条约，并向中蒙边界地区大量增兵，导致中国领导人作出强烈反应。
牛军认为，中国领导人对苏联对华政策的上述认识和反应，同迅速增加的中苏边界纠纷结合在一起，构成了他们决定在中苏边界采取强硬行动的主要原因。根据中国方面公布的数字，1964年10月～1969年3月，双方的边界纠纷达4189起。正是在这种背景下，中国决策层于1968年1月作出了在中苏边界东段进行军事反击的决定。
1968年8月苏军入侵捷克斯洛伐克，这一事件成为推动中国领导人开始从国家安全战略的全局考虑苏联威胁问题的关键因素。
牛军指出，从1964年中苏边界谈判失败到1968年10月这一时期，中国的安全战略出现了重大的调整。这次调整的主要内容是在面临美苏从南北两个方向威胁中国的安全时，中国国防的战略重点从“重南（美国）”逐步转向“南北并重（美苏）”。此后不久发生的美越和谈与珍宝岛事件则促成了中国安全战略从“南面”防御美国为主向“北面”防御苏联为主的转变。
中国南北两条边境同时面临紧张局面，不是偶然和孤立的。它与当时国际整体形势和中国领导人对局势的判断直接相关。中共中央党史研究室副主任章百家研究员指出，从上世纪50年代中期到60年代末的十几年里，国际形势的发展逐渐显露出三种趋势：一是社会主义阵营和资本主义阵营之间的冷战仍在继续，但主导世界格局的美苏关系出现了某种变化，冷战双方开始探索新的斗争形式，即从二战结束至朝鲜战争时期的紧张关系不断升级转为紧张与缓和轮流交替。二是社会主义阵营和资本主义阵营各自的内部矛盾逐渐暴露出来，两大阵营都遇到了如何调整内部关系的问题。这一矛盾的内在动因是，各国都在不同程度地寻求自己的发展道路。三是以反帝反殖为中心的亚非拉民族解放运动日益高涨，印度支那和中东地区相继成为各种矛盾斗争的焦点。这三种趋势的出现表明，第二次世界大战后形成的僵硬的冷战格局已不能适应形势的发展；但改变这一格局的主、客观条件当时都还不成熟，未来国际关系发展的方向也还不明确。
章百家指出，正是在这样的背景下，中国逐渐走上了同时与美苏两个大国相对抗的道路。引起中国外交格局变动的最主要因素无疑是中苏关系的变化。从上世纪50年代下半期开始，中苏两党在国际共运、社会主义国家相互关系和对国际形势的判断等一系列重要问题上出现分歧。后来这种分歧发展成一场公开论战，并最终导致了两国关系的恶化。虽然一些迹象表明，中苏分裂似乎并不符合两国领导人的初衷，但这一分裂还是无可挽回地发生了。这一分裂使得中苏两国都失去了自己最有力量的盟友。
章百家说，从50年代后期至60年代前期，中国外交取得了很大成就。不过从另一个角度看，中苏关系的全面倒退、中印关系的恶化以及印尼与中国断交等情况的出现，不能不说是中国外交遭受的重大挫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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正在这个时候，中国开始了“文化大革命”，这对中国外交工作产生了极大的冲击、干扰和破坏。章百家认为，“文革”期间泛滥的极左思潮在外交方面主要有三点表现：第一，把中国一贯奉行的和平共处政策斥之为“三和一少”（对帝、修、反和，对世界革命支持得少）乃至“三降一灭”（向帝、修、反投降，扑灭世界革命）；一度提出所谓“打倒帝、修、反”的口号，否定中国需要与其他国家保持和谐的关系，愚昧地试图把推进世界革命作为中国对外政策的根本目标。第二，对战争和平问题做了错误判断，片面强调世界大战不可避免，提出要立足于早打、大打、打核战争；甚至设想以亚非拉“广大农村”包围资本主义“世界城市”，在全球范围内发动群众开展游击战争的所谓战略。最后，在对外宣传和外交工作中还出现了一些强加于人的做法乃至局部失控的情况；出现了“世界已进入毛泽东思想的新时代”之类的口号，发生了“火烧英国代办处”那样极端的事件。
章百家认为，在这十几年里，面对多变而不确定的国际形势，中国领导人的判断出现了越来越大的偏差，对亚非拉地区的革命形势和世界战争的危险估计偏高，对美苏合作的可能性和美苏入侵中国的可能性估计偏高，对中国本身的国际影响和作用也估计偏高。
就在这样的情况下，1969年发生了中苏边界武装冲突。华东师范大学国际冷战史研究中心研究员、北京大学国际关系学院兼职教授李丹慧，向我们介绍了这场冲突的背景。
李丹慧说，本来1964年10月14日赫鲁晓夫下台后，中苏双方都有意借此机会改善两党关系，但同时又都希望对方作出让步。11月初，周恩来率领中国党政代表团飞抵莫斯科参加十月革命47周年庆典。苏联国防部长马利诺夫斯基在庆祝酒会上借着酒劲儿说：“我们俄国人搞掉了赫鲁晓夫，你们也要搞掉毛泽东。”而在双方举行的会谈中，周恩来则劝告苏共新领导人不要把赫鲁晓夫的这个包袱接过来，要把它扔掉，改弦更张，另起炉灶，重新搞起。显然，双方的这种做法无疑是在两党分裂的创口上撒盐。此后，中苏两党、两国关系持续恶化。
1966年1月，苏蒙签订了具有军事同盟性质的“友好合作互助条约”。与中国有长约4500公里共同边界的蒙古国，事实上对中国华北、东北、西北三个方向构成了军事威胁。这一情况与苏联向苏中边界地区增兵的现实相结合，使毛泽东等中国领导人进一步感受到苏联对中国的军事压力，开始明确作出主要针对苏联的备战部署。
与此同时，中苏边界冲突也逐渐升级，边境的紧张局势进一步加剧。在“文革”极左思潮渲染起的全国上下强烈的反修氛围和反苏激情中，中国在解决边界冲突的决策上选择的方案是：于有利时机和地点，用武力打击阻挠中国边防军上岛的苏军，不惜发生严重武装冲突乃至热战。
而珍宝岛在中苏第一次边界谈判最初达成的协议中已被划归中国，估计苏方不会为此岛屿作出过分强烈的反应；加之该岛又是苏军自1947年以来控制了20多年的岛屿，在这里进行反击比其他岛屿造成的影响要大。总之，既要引起反响，造成某种紧张局势，又要有一定的安全系数。以此，选择在珍宝岛作战最为有利。珍宝岛反击战方案就是在这种背景下提出来的。1969年3月，珍宝岛事件爆发。
国防大学徐焰教授对1969年中苏边界冲突有深入的研究。他说，这次冲突规模并不大，苏方统计其军人死亡58人，伤94人，中方死伤数也大致相当。不过其后中苏军事对峙却持续多年，中国由此进行的全国性战备规模之大和耗费之多不但解放后前所未有，而且还深刻影响了世界战略格局。
珍宝岛事件后的多年间，苏联仍在边境集结重兵保持压力，希望动乱中的中国能出现对其有利的变化。此时中国受到“反修防修”为中心的全局性错误的影响，加上其他原因，对战争危险性也作出了过高估计。中国虽一直处于防御地位，但长期过度的战备也对国民经济造成极为不利的影响。70年代前期，中国的国家财政支出1/4以上用于军费和与军队直接有关的项目，如再加上民间备战费用，这一比例高达近1/3。
正是这种局面促使中国领导人下决心转变外交政策。中国领导人通过启动中美关系正常化进程，成功地改变了中国的外交格局，使中国外交跨入了一个具有长远历史意义的突破性大发展时期。
章百家认为，促成这次转变的直接原因主要来自中国之外。1969年发生的中苏边境冲突和随后苏联的核威胁使中国深感国家安全问题的严重性，中国领导人当时认为，中国外交政策需要进行战略转变意义上的调整。
当这一转变具有必要性的时候，实行这一转变的可能性也出现了。美国试图调整对华政策为中国外交政策的转变提供了契机。尼克松当选美国总统之后，试图通过打开中美关系的大门来使美国摆脱越南战争的困境，并以此加强美国遏制苏联扩张的力量。中美双方出于对各自国家安全的考虑，需要结束彼此长期对峙的局面。1971年春，“乒乓外交”拉开了中美关系走向缓和的序幕。7月，通过基辛格博士访华，中美双方达成并宣布了尼克松总统访华公告。次年2月，尼克松应周恩来邀请访问北京，随后双方在上海发表联合公报，为两国关系的进一步改善和发展打下基础。中美和解的进程启动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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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美关系的戏剧性变化引起了连锁反应。1971年10月，第26届联合国大会通过了恢复中国代表权的决议，接着又出现了与中国建交的高潮。中国不仅迅速同40多个亚非拉国家建立了外交关系，而且同亚洲的一些近邻和西欧的主要国家建立了正式外交关系，中国同东欧各国的关系也出现了不同程度的改善。受到中美和解震动的日本也很快改变了对华政策。1972年9月，田中角荣首相受周恩来总理邀请访华，中日两国实现了关系正常化并正式建立外交关系。
牛军更具体地谈到中国转变外交政策的背景。他认为，首先是因为中国安全战略的重点如前所述从防美入侵转向防苏入侵。
其次，就在中国的安全战略逐渐发生变化的同时，中国对外政策与决策机制也在“文化大革命”的动荡中发生变化。1967年8月开始形成了“毛泽东—周恩来”外交决策体制具有极其重大的意义。
中国转变外交政策的第三点原因是中国与越南的关系发生了变化。1964年10月勃列日涅夫上台后，苏联对越南抗美战争的政策从消极反对转变为积极插手。苏联积极介入并向越南提供大量军事和经济援助，使越南和苏联的关系迅速密切起来，苏联对越南的影响力明显增强，成为影响中国有关政策的一个重要因素。
总而言之，1969年3月珍宝岛事件发生前，中国的安全战略、对外政策及外交决策机制、中越关系等，均发生了重大的变化。牛军认为，这些变化虽然是在涉及中国外交的各个领域和不同层次上分别发生的，而且有些变化并非是中国领导人有意为打开中美关系而为之，但它们之间的内在联系和相互影响是显而易见的。正是这些有机地联系在一起的变化，构成了中国对美政策转变的大背景，使毛泽东和周恩来等中国领导人得以在“文革”极度混乱的局面中，实现了中国对美政策的转变，从而带动中国外交完成了一次战略调整。
由于中美两国的化敌为友，中苏双边关系这时已转入中美苏三角外交的轨道，其中注入了更多的战略利益因素，三国之间的利益走向和政策制订日益卷入一种互动状态，构成了一种战略三角关系。
中美关系的变化引起的一系列连锁反应中有一个重要环节，就是中日关系实现正常化。由于中日关系在中国国民心中一直占有特殊地位，我们特意请清华大学国际问题研究所教授刘江永回顾了中日关系变化的路程。
刘江永说，1971年中国通过“乒乓外交”促成尼克松总统于次年访华。随即，新中国政府恢复在联合国的合法席位。在这种形势下，日本感到震惊，谋求同中国邦交正常化的呼声高涨。1972年7月，以实现日中邦交正常化为使命的田中角荣内阁成立，并得到大平正芳、三木武夫、中曾根康弘等自民党内主流派和日本经济界的支持。中国政府认为，实现中日邦交正常化的时机业已成熟，并提前于7月4日派出由孙平化率领的上海芭蕾舞代表团访日。周总理即把邀请田中首相访华的重任交给了他们。与此同时，中方还通过接待日本社会党委员长佐佐木更三和公明党委员长竹入义胜，向田中首相转达意向。田中首相立即作出积极反应，同年9月上旬派遣自民党国会议员代表团访华，正式通报他将访华的信息。
1972年9月25日，田中首相、大平外相启程访华，并于当天下午同周总理举行了首脑会谈，阐明了各自关于实现中日邦交正常化的愿望和主张。29日上午，中日邦交正常化签字仪式在人民大会堂的东大厅举行。周恩来总理、姬鹏飞外长和田中角荣首相、大平正芳外相分别代表中日两国政府在《中日联合声明》上签字。
连锁反应还包括1971年10月中国恢复在联合国的代表权以及接着出现的与中国建交的高潮。中国不仅迅速同四十几个亚非拉国家建立了外交关系，而且同亚洲的一些近邻和西欧的主要国家建立了正式外交关系，中国同东欧各国的关系也出现了不同程度的改善。中日两国实现了关系正常化并正式建立外交关系。在实现与世界上绝大多数国家建立起外交关系的同时，中国对外经济联系也有所加强，对外贸易明显增长。
面对新形势，毛泽东于1973年提出联美抗苏的“一条线”战略；次年，又提出划分三个世界的思想。虽然这种战略和划分在此后的实践中不很成功，但它总算结束了由“文化大革命”造成的外交指导思想的极度混乱的局面。
章百家认为，在新中国建立后的前30年的实践和探索中，中国外交格局先后经历了“一边倒”、“反两霸”和“一条线”三个阶段，不管我们如何评说其间的功过是非，一个无可否认的事实是，中国正是以这样的方式在美苏对立的两极世界中逐渐成为国际舞台上一支公认的独立力量，最终取得了相对主动的战略地位，并在一定程度上摆脱了冷战的束缚。20世纪70年代初，当中美关系正常化的进程启动之时，中国融入现代世界体系的进程也同时被启动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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神婆,不错的文章

初生牛犊不怕虎(我就是个老牛犊)